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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藍嘉俊
攝影-蔡志楊
將來的墓誌銘，你希望怎麼寫你自己？
這個問題我想過，應該很簡單，「這是一個以旋律表達生命的人」，類似這樣。旋律對我來講是最重要、最不能放棄的。以我的優先次序來講，應該是寫曲子，接著是做詞，再來是做製作人、彈奏、編曲，最後一個才是唱。我覺得中國人比較喜歡旋律，旋律是固定的東西。
回顧你的音樂之旅，你對旋律的感覺有什麼階段性的轉變？
最早是小學四、五年級時聽西洋歌曲，雖不懂英文，但是可以感覺它的旋律。後來因外祖母的關係聽陳達的音樂，有了一些哭調仔的東西。之後學鋼琴，又摸索到一些和絃的元素，融成一個自己可以彈唱的東西。再後來學曲子是覺得自己必須要有自己的音樂，不能老是唱人家的。這個過程大概是從十七歲摸索到二十三歲，以後才比較知道寫曲子是什麼回事。
《童年》是我很重要的一首歌。那歌詞搞了我五年。那五年時間後來我才發現其實是在找一個把歌詞變成像講話一樣的可以講出來的東西。「池塘邊的榕樹下，知了在聲聲叫著夏天……」，像是conversation。中文的歌詞要唱出來就讓人知道你在唱什麼。
比較大的變化是到了香港，寫了〈海上花〉之後，整個曲風回到中國式的，變成五音音階，都是sol la do re mi，也就是鋼琴上的五個黑鍵。五音音階就是Pentatonic
Scale，一直是中國聲音中最重要的東西。人很奇怪，總要離開自己家鄉以後，才會把家鄉的養分找出來。
最近《美麗島》這張唱片，我回到早期陳達台語民歌式的哭調。哭調是線性的，有很多轉音，是很語言性的東西，有點像京劇之中，把語言誇張變成音樂，再加上比較複雜的編曲，這大概會是我以後蠻重要的風格。
我覺得一個民族得有它的聲音，我們總不能一直被老外的Blues、Jazz拖著走。西方的音樂我估計已經走到一個差不多的地步，我做過一些音樂調查，中國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它的語言，每個語言都有它獨特的音調。從這裡面要找出音樂的遺產，資源太豐富了。
語言和音樂的關聯是什麼？
不同民族文化的語言結構和談話的語氣是不一樣的。像拉丁文會分陰性和陽性，中文沒有這種東西，中文是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我做音樂用到的是形聲的部分，例如「水」，唸起來彷彿就可聽到水聲，它有什麼聲音應該會應用到這個字本身的特性。象形文字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語言模式。我一直認為，歌是語言的花朵，你講什麼話，就會有什麼歌出來。假如說我們的民族發展到二十一世紀還能繼續蓬勃，應該在語言裡可以找到大量的音樂資訊，我堅信歌跟語言有絕對的關係。
你的情歌影響了整個世代的人，像〈戀曲1980〉、〈戀曲1990〉，當年幾乎是「有井水處皆有柳詞」，你寫情歌有沒有什麼轉變？
有啊。大學時候寫情歌，多清純啊。進了社會，比較複雜一點。後來到紐約、香港，發現這個世界又更複雜一點。經過的愛情多了，多了以後就沒有那麼慘。我相信一個男人一輩子都會需要女人的，所以愛情會一路下去。從小時候青梅竹馬，到兩個人在一起，結婚，幾十年，後來覺得boring，可能分居，一直是好朋友……同樣兩個人，感覺一路在變。情歌也會一直下去。
我倒是對現在年輕人寫的情歌比較有興趣。現在Gay滿多的，很容易從他們身上發覺一些很微妙的感情，愛情被細分了。我們那個年代失戀就很慘烈地失戀，現在則會有一種哀怨在裡面，失戀可能是他要去戀愛的一個目的。
除了情歌之外，你另一類型的歌當然就是釋放了社會脈動的能量，這是怎麼進行的？
很多人說我的歌很憤怒，像《之乎者也》、《愛人同志》專輯裡都有很兇很兇的歌。但它其實不是壞事。當我們有不滿或挫敗感，而對社會有敵意時，甚至會產生一些攻擊的行為。但如果有歌唱出來，壓抑的情緒就可以得到抒發，對社會的仇恨會減少。寫這些憤怒或批判性的歌，我一直是有意識的，它不能是damage，不能對社會有實質的傷害性。我覺得不對的東西才要寫，因此，不會做出比自己不滿的對象更爛的事情，出發點一定是好的，當它是出自於正面性感情的時候，就有彌補的效用。
我後來覺得卡拉OK對整個華語世界也功不可沒。因為中國人都比較害羞，最早卡拉OK出來的時候，要你唱歌會害羞，到後來會搶麥克風。在音樂上開始擅於表達以後，在意見上才敢表達。從音樂的意見，變成想法上的意見，再到社會上的意見，我覺得這對我們的民族性還蠻有幫助的。
你對政治與社會的批判毫不手軟，面對這些壓力，二十年來有何不同？
沒有比較多或比較少，一直都是這樣。如果我的工作是寫歌的話，我一定要有比一般人承受更多壓力的能力。一個人憑什麼能在演唱會上演唱？憑什麼要別人掏錢來聽？一定是你要have something，可以表達其他人想講卻沒辦法講或不方便講的事情。所以你要自己給自己壓力，如此才能訓練自己身上的肌肉，這是別人訓練不來的。這樣才有一些音樂創作的東西能出來。
如何培養對音樂感受的能力？
我一定要在生活中保持更高的靈敏度，全身都能感受到足夠的情緒，並且把這些情緒化旋律、編曲與歌詞，結合成一首歌來，最後讓大家聽得到。這其實是一個滿大的工程。這與個性、觀察都有關係。像我在香港，有一天從朋友家下樓，看到一個路名的牌子寫著「皇后大道東」，嚇了一跳。「皇后」不是我們的概念，我們是總統、領袖、主義。「大道」也不是。何況後面還加了一個「東」。再走下去，還發現有一個「皇后大道中」，這又嚇了一跳。這樣就刺激我寫了那首歌。做音樂，努力是必要的，也要敏感。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要對「音」敏感。如果對音調不夠敏感的話，你是很難去寫歌詞的，高低抑揚頓挫一定要在那個位置。
怎麼面對創作上的瓶頸？
我一直在瓶頸當中。我一直認為自己下一首歌寫可能不出來了。如果我要靠寫歌來維生的話，我一定就要面對這樣的問題--寫不出來也要寫出來。如果寫得很爛，那就out，沒有藉口。如果真能幹這行就幹這行，不能就out，回去幹醫生。最後是否終究把它寫出來了，我也不確定。但是，我一首歌一定聽了幾百遍，確定它的力量應該是在的，聽了後會起一點雞皮疙瘩，它才會出去。不感動自己，就不能感動別人。
你在不同的城市待過，這些城市分別提供了什麼樣的創作靈感？這些華人樂迷主要的差別在哪裡？透露什麼意義？
這些華人的城市，有著共同的語言，容易溝通。大陸的共產主義、台灣的三民主義、香港的資本主義，在不同制度下產生了不同的文化，但在相同的基礎上做溝通，經過交流後，就可以擦撞出新的火花出來。如大陸那邊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他們的音樂在經過百年、千年之後，一定有些是可以像唱卡拉OK一樣，可以被share
出來的，可以共生的。
華人城市中，新加坡的歌迷最客氣，因為宗教的緊張關係，所以他們會三、四種語言，溝通時會很小心，以避免造成誤解。香港最有制度。像梅豔芳、張國榮的演唱會可以連續舉辦三、四十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有共同的價值標準。台北則接受了原住民、漢人、日本和美國的音樂，文化最多元。北京因為有聽京劇的傳統，最兇悍，好的時候一齊喊好，唱不好時就直接噓你下來。不同的土壤一定就會寫出不同的東西。如在台北寫出〈鹿港小鎮〉，在香港寫出〈東方之珠〉，在北京寫出〈首都〉。歌曲的創作，與每個地方的文化與地理環境、相互溝通的方式一定都有關係。
這些市場看似分眾，其實是有好處的。我們可以學習香港的制度，它可以把歌曲、電影、電視結合起來，傳遞到有華人的城市。從不同中學習，每個地方都有它的優點，好在語言都是一樣的。當同文同種開始產生力量，就是這個民族開始茁壯之時。美國就是這樣長大、開始的。
你說過你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所以你相信音樂環境會越來越好？
雖然現在音樂市場不好，科技帶來了負面的結果，但我對整個華人音樂市場非常樂觀，因為他們有著相同的語言，這些人都要尋找自己的認同與歸屬。
科技讓一切都統一化了。以前一張唱片十首歌，唱片的封面設計對我們多重要啊，它用視覺來告訴你裡面要表達什麼。現在用iPod聽，這些東西都沒有了，裡面放著一萬首歌，光找歌就找個半天。我不認為，iPod是未來音樂的答案，因為音樂本身已經變成一種information。但答案是什麼我也不知道，重點是，如果音樂還有需求的話，表示這個職業我們還做得下去。如果變成可有可無，或被什麼更開心的東西取代了，那音樂就完蛋了。
為何隔了十年這麼久的時間才出專輯？
這段時間，我在尋找自己的人生。當我生活過得不夠扎實，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的時候，我就寫不出音樂。這也和過去十年大環境發生了很多事情有關，從96年中共飛彈演習開始，香港回歸、我父親逝世、921地震、911、SARS到伊拉克戰爭，幾乎年年都發生大事 。今年（2004）我覺得是可以下句號的時候了。因為經過那麼多變化，我們都活過來了，我們算是很lucky的。
從發表第一首歌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你也到了要被人「致敬」的地步了，從某種角度來說，或許和現在的年輕人也有了距離，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距離？
我現在寫的歌，一定是寫給和我一起成長過來的朋友聽的。我沒辦法像周杰倫一樣寫給十六、十七歲的年輕人聽。我必須be honest to myself，我現在穿著已經和他們不一樣了，手機和他們不同、也很少用e-mail。我的生活形態是和他們是不一樣的，必須承認這個事實，走我自己的路。剛說過那些民歌可能是我最大的資產，因為年輕人不會去嘗試、喜歡那樣的東西。「你們這些人有沒有搞錯，那已經是一千年、兩千年的東西，怎麼還在搞？」但對我來說，把一個根抓到最重要。有了根以後，什麼東西都不用怕。就好像當你有樂器基礎的時候，就不怕沒有音樂可以演奏、表達你的情緒。
對於年輕的音樂創作者，你有什麼建議？
也許你會說我倚老賣老，但我反對全球化，我覺得音樂還是要回到自己的根身上。全球化是個陰謀，具有強大的國力的人才會提倡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