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太陽了 ─ 一則小說的主體說

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另外三十幾個參加彼德拉謝夫斯基派的知識分子團體同時被捕，罪名是「思想上的陰謀」。囚禁八個月之後，他和其中的二十個年輕人被判處死刑。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將行刑的囚徒被帶到謝米諾夫操場，聆聽判決書、吻十字架。囚徒們都穿著最後的服裝─白襯衣；每三個成一組，一次一組上絞架。陀思妥也夫斯基是第六個，自忖還有一分鐘好活，他想起了他的哥哥。

這一天稍晚，陀思妥也夫斯基在牢房裡給他的哥哥米海爾寫信。天真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並沒有懷疑到：行刑前最後一分鐘來的赦死令原來就是一個噱頭，當權者從來無意於真正絞殺這二十個年輕人（其中一個還在赦死令下達之際立刻獲釋，回到軍中復職），它祇是要用極高無上的意志力驚嚇、折磨、屈辱並嘲蔑這些可以被玩弄於掌股之間的生命；促之死、迫之生、使之就範。

可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在瀕死復生之後的第一封信裡所關心的卻是：在被帶到謝米諾夫操場去的路上，他從監獄篷車的窗口看見一大群人；他想到這群人一旦將行刑的消息傳到米海爾那裡的時候，米海爾一定會為他痛苦。「現在，你可以為我寬心了，哥哥！」陀思妥也夫斯基寫道：「我並沒有變得灰心或喪氣。生活是到處都有的，生活在我們自身中，並不是在我們之外的什麼東西裡。……這是生活的事業。我確實感到這點了。這個觀念入到我的肉裡、入到我的血裡。」

一扇窗口

知其必死無疑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從篷車窗口看見一群人。這群人讓他想起來的不是「唉呀！他們真幸福，還可以活下去，而我馬上就要死了。」或者「如果我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就好了。」這群人讓他想起來的是他們奔相走告、到米海爾那裡去驚傳死刑噩耗的情景，是生活結實而瑣屑、平庸又巨大的細節─相對於死亡而言。而死亡不是這樣的；死亡是另外的想法，死亡是「如果我不死該有多好！」這樣的想法，死亡是「看他們活著多幸福，我已經沒有這種機會了。」這樣的想法。死亡來到陀思妥也夫斯基面前，他卻看到了螻蟻一般活著、報消息、傳哀戚、生鮮猛跳的生命內容。死亡卻步，退到一小扇篷車窗口之外任何一個可以被當權者驚嚇、折磨、屈辱並嘲蔑的角落裡去。

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第八章〈道路在霧中〉毫無保留地在讚譽卡夫卡的同時批貶了喬治•奧威爾。其中一個小節的標題就叫「窗口」。昆德拉寫道：

Ｋ完全被強加給他的審判的境況所吞沒；沒有任何一點時間去想任何別的事。但是，即使在這種沒有出路的境況下也還有一些窗口，它們突然地，祇是在很短的時刻裡，自己敞開了。他不能從這些窗口逃走；它們半開著，馬上又關上。

卡夫卡在《番判》裡為Ｋ打開的窗口裡，儘是些對主人翁的世界一無所知、也漠不關心、卻溢滿平庸生命飽和豐盈細節的人們─在窗口抽菸、抱孩子的人、赤腳坐在小木箱上讀報紙的人、圍著手拉車晃盪戲耍的男孩以及穿緊身睡衣在水泵前汲水的少女（『她水罐裡的水滿了上來』），當然，還有在法庭大廳裡，一個又醜又瘦的大學生推倒看門的女人，在旁聽期間與之做愛的經典級怪誕場面。

昆德拉認為Ｋ即使在自由被極度剝奪的情況下、在最殘酷的時刻裡，仍保留了決定將窗朝向「托爾斯泰的風景」的自由，朝向人們給Ｋ剝奪掉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於焉卡夫卡「創造了極為無詩意世界的極為詩意的形象」。

相對於卡夫卡，昆德拉並沒有因為自己痛詆社會主義者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這條史達林路線的文學傳統而揄揚喬治•奧威爾。後者以《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等書名家之後，的確曾因冷戰與東西兩大集團的種種文化對峙而聲譽鵲起；甚至在一九八四那一年，全球主要媒體還翻炒此書之「揭發共產社會終極理想實踐之真相」而大作文章。昆德拉卻認為這一本「幾十年中作為反專制專業人員的長期參考書」中沒有「窗」：「那裡，人們看不見少女和她盛滿水的水罐；這部小說嚴密地向詩關閉；小說？一部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奧威爾的小說的惡劣影響在於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的方面……我拒絕以它有益於反對專制之惡此一鬥爭的宣傳作為理由而原諒這樣的縮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