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太陽了 ─ 一則小說的主體說

如果小說是一種生活

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人生之中充滿了不幸。新的判決改判他在西伯利亞鄂姆斯克監獄服四年苦役，期滿之後又被分配到步兵團幹了六年小兵。從一八五○到一八五九年，祇勉強完成了《死屋手記》；然而他也是幸運的─其中之最是他沒給真地絞殺掉，而且，當死亡逼近切身之際，他從篷車窗口忘我地看見了生活。

那不是小說家自己行將就戮的下場，而是一群好事的陌生人（多麼平庸而幸福的人們），去向米海爾報知一個死訊。臨窗一瞥之際，我們的小說家似乎「看見」了他人的生活。那情景在當下自然是虛擬的，可是正因「眾人前去報死訊」是虛擬的，小說家在那個當下便沒有被迫近的死亡威脅而屈從；虛擬的「眾人前去報死訊」、虛擬的米海爾傷心欲絕……佔據了小說家的思緒，將他和真實的臨刑處境阻絕。我們不必過度解釋或評價陀思妥也夫斯基面對死亡時多麼無懼或無畏，反而得以在他倖免於難之後這段不經意的溯憶之中發現：是一個小說家的視野─虛擬的事件；打開一扇越過死亡的窗口。

我們聽慣了文人吹噓自己對文學的熱愛不亞於生命，以及寫作即生活這一類的話。然而，如果小說可被視為一種生活，它就不得不擁有超越一切宰制（道德、風俗、意識型態乃至於諸般凌駕於其上的指導權力）的主體性。一九二二年，在陀思妥也夫斯基死後三年才出生的俄國作家薩米爾欽在《新俄羅斯散文》中寫道：「藝術必須是自律性的，而真正的文學祇能由狂人、隱遁者、異端者、幻視者、懷疑家、反抗者產生出來。」

薩米爾欽（E. I. Zamyatin, 1884-1937）在二十世紀初葉參加學生運動，成為反帝俄體制的布爾什維克，也曾遭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相近的命運：被捕而後流放。然而，未曾幾何，一九二○到二一年，他以異端者、懷疑家的角度，寫下了《我們》這部小說，卻又成為史達林時代的政治受難者。《我們》（中譯本《反烏托邦與自由》）直到一九八八年才正式解禁出版，前此除了以手抄本形式在前蘇聯境內流傳之外，還有英、法及捷克文等版本。其間，這個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文學人口並不知道：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其實在種種規模上（包括角色、情節、處境以至於關切的課題等等）都有蹈襲此書（或者『向經典致敬』）之嫌。然而，《我們》與《一九八四》這兩本書確乎有著極重要的分野。這個分野標記著小說是或不是一種生活。

吻一個醜老太婆的嘴

薩米爾欽的《我們》裡，描述了「單一國」開發宇宙的「整數號」太空船建造總指揮Ｄ─五○三這個主人翁被異性的啟蒙者（誘惑者）Ｉ─三三○帶引，進入一個和整個理性化、機械化、數學化、宰制化的國家環境格格不入的世界；也就是保存著自然狀態的「古代館」。甚至還經過「古代館」的通路，來到「單一國」的圍牆（『綠牆』）之外，見識到所謂的大自然。

不言可喻，「單一國」正是二十多年之後出版的《一九八四》裡的大洋國，Ｄ─五○三正是《一九八四》裡的溫斯頓•史密斯。Ｉ─三三○正是茱麗亞。

《一九八四》敘述溫斯頓和茱麗亞在榛樹林裡偷情。點綴其間的田園景色是溫斯頓夢寐思之的桃花源。奧威爾沒有忘記替這裡添上一隻畫眉鳥，歌唱著男女主角含蓄動人的性愛前戲。可是端在此際，奧威爾按捺不住地替溫斯頓解釋了這一幕歡愉：「不僅是個人的愛，動物本能式的肉慾放縱，就會將黨搗得粉碎了。」然而，這也是一段將小說搗得粉碎、將生活縮減入政治底部以至於無形的敘述。

在薩米爾欽那裡，Ｄ─五○三在「古代館」門口看見一個老太婆，他向她詢問Ｉ─三三○的下落，對方告訴了他。接著，他看著老太婆腳邊一叢「史前狀態很仔細地被保存下來的銀色苦艾草」。老太婆摩挲著艾草葉─「她的膝蓋上照著陽光，形成黃色的條紋。於是一瞬間，我、太陽、老太婆、苦艾草、黃色的眼睛─這些全都合而為一，我們牢牢地被某種血管連結在一起，在那血管中，流著一道共通的、狂暴的、了不起的血……。／現在要寫在這裡的一件事讓我非常難為情……我屈身下去，在那覆滿皺紋、就像長了柔軟青苔的嘴上深深一吻。老太婆擦了擦嘴笑了起來。」

儘管早於奧威爾，薩米爾欽卻也不是第一個將性愛衝動（Ｄ─五○三追逐尋訪Ｉ─三三○的內在動機）當成對蹠於政治箝控力量的小說家。但是，薩米爾欽捨棄了這種簡單、枯澀且淺薄的比擬映照，寧可進入Ｄ─五○三那衝動的內在，尋訪動力的源頭：一束來自太陽（自然）的、溫暖的、不馴的、即使照在「老太婆的膝蓋上」也發出黃金之色的陽光。而陽光在Ｄ─五○三的「單一國」裡，原先一直是被調節過、失去本身色澤層次的東西。薩米爾欽沒有用陽具「將黨搗得粉碎」，在真正的小說家眼中，黨或黨所代表的政治、道德、邪惡的權力等等都太渺小，不值得以陽具搗碎之。

小說家看見的是……

二十世紀以降，信仰「小說反映社會、反哺人生」論調的創作者和批評者常以帝俄時代的偉大小說家為嚆矢巨擘，且捨之即非小說藝術之高峰。這一類的論調嘗多以小說中所楬櫫的信仰、所展現的悲憫、所輸布的關懷，所維護的正義為小說美學甚或境界的準繩，實則無異於緣木求魚、刻舟求劍了。

薩米爾欽入獄前一年，契訶夫逝世，得年四十四歲。早在契訶夫二十八歲的時候所寫的《燈火》結尾處便曾強調：「世事一無可知。」在他的一封信裡，也清楚地表示：「藝術家不應當自己作品人物的裁判官，應該作個公平的證人。」「寫東西的人─尤其是藝術家；應該像蘇格拉底和伏爾泰所說的那樣，老老實實地表明：世事一無可知。」

世事一無可知。這可不是一句什麼含混的話，也毋須以謙遜標之籤之。小說家若能三復斯言，當可以串證薩米爾欽那番「狂人、隱遁者、異端者、幻視者、懷疑家、反抗者」的話，這些人的作品僅僅能以這些人的作品自律，這些人也同樣喪失了「律人」的資格。小說家的主體性與自律性既是同步的，也就不至於在勃起時還想將哪個黨搗得粉碎。否則，那主體性便是虛矯的、偽善的。

陀思妥也夫斯基給米海爾的那封信上還這樣寫著：「我身體裡面還有著我的心，以及同樣的肉與血。也能愛、能受苦、能希望、能記憶，而且這畢竟是生活。On voit le solei.（看見太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