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新的嘗試與地圖 《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台灣版序

東亞各地來共同思考書的文化時，不只在解答一些過去的問題，也在開啟一些未來的方向。

文．郝明義 （「網路與書」發行人）

我是在2001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第一次認識《書與電腦》的同仁。
《書與電腦》是大日本印刷公司旗下一個叫作「跨越藝術」（TransArt）的子公司所支持的季刊雜誌。大日本印刷公司不但在傳統印刷上居有領先地位，也毫不間斷地思考印刷和各種物件的結合以及出版品各種發展的可能。因而他們成立「跨越藝術」，專門研究並開發各種跨領域新的機會與新的可能。《書與電腦》就是由「跨越藝術」公司所支持經營。
《書與電腦》和《網路與書》創立時間相近，關注的方向也有相同之處，因而我們的交往開展得十分自然。後來再與社長津野海太郎進一步交往，更從許多方面發現彼此觀念相近。
後來《書與電腦》提出一個想法，希望邀請中國大陸、台灣、韓國、日本四地的編輯人共同策畫一本書，探討東亞這幾個地區有關書籍的文化正在發生什麼變化，然後在各地共同出版，我很高興答應參與。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終於完成。

一個綜合的視野
這本書的內容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有關書的出版的文化，在這些地區近十年來的發展異同，企圖從現實的橫切面來看書的文化；另一部分則是有關書的設計與閱讀的文化，企圖從歷史的縱切面來看書的文化。
前者的比重較後者來得大一些。
書的出版文化，近十年來的確在各地都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以日本來說，從上個世紀九○年代中期開始，長期苦於衰退。韓國，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跌落谷底卻又急速翻升。中國大陸，在收收放放之間頗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感。而台灣，則在整個九○年代快速大幅的成長後，從二十一世紀開始，進入了某種盤整期。四個地區各有各的現象、問題與機會。如果能拉開一些距離，從一個綜合的視野來比較這四個地區，我們所能看到的，一定又和原先自己關注範圍所能看到的，大不相同。
看日本和台灣的例子吧。
日本的出版業固然為長期低迷所苦，台灣出版業這幾年的日子，也沒有多好過。但是這兩地面臨的問題，有表面上相似之處，也有根本上截然不同之處。日本近十來年來雖然一路衰退，但不應該忘了他們過去享有的輝煌發展，原先已經站上了多麼高的一個水平。他們是站到了一個高度之後，再往下傾斜的。
台灣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戰後台灣的出版業，雖然也可以分幾個階段，但是台灣出版業真正產生劇變的，仍然是以解嚴為分水嶺的九○年代。從許多層面來看，九○年代之後的台灣的出版業，幾乎可以說是新生的。這樣一個新生的嬰兒，會有十年令人目不暇給的成長，與其說是令人驚異的，不如應該說是自然的。相對而言，反而是台灣才成長了十年，就各種毛病一籮筐的出現，也要跟著別人高呼「出版大崩壞」，才令人大感意外。
如果說日本的出版業像是一個歷經各種成長階段後，體能正在走下坡的中年人，那麼台灣的出版業則像是一個少年人，暴飲暴食之後，正值青春年華之際，卻已經胃潰瘍纏身。
我們各有各的問題，互相需要彼此的借鏡與參考。

可供參考的出版座標
在比較近十年來東亞四地的出版文化上，《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就是一種提供借鏡與參考的地圖，讓各地出版業者在相互的座標中找出自己位置與方向的地圖。這個地圖雖然還很簡略，但起碼已經用一種新的地圖方式呈現了。
看這幅地圖，不免深有感觸。
以韓國來說，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近幾年來網路參與出版之後，在書籍結合網路這件事情上相當程度地超出台灣──韓國的網路小說出版成書後，暢銷冊數可達到五百萬冊（韓國人口四千五萬）；網路書店在2002年，就締造了每天高達相當於350萬台幣的業績。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可看出他們的社會雖然也是遲到1982年才准出版和馬克思相關的書籍，但是在九○年代民主化運動取得巨大進展後，社科書籍與書店反而急速凋零的現況。
以中國大陸來說，我們看出他們在近十年來絢麗的發展，以及更將令人驚異的未來，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仍然存在的許多禁忌，並可以想像未來等這些禁忌開放之後，也將面臨的許多痛苦與掙扎。
以日本來說，他們原來讓別人羨慕的一些特有的優點，後來卻變質，反而成了他們包袱。但是因為他們過去已經站上的高度，長期累積的閱讀歷史與動力，仍然擁有極為深厚的出版資源。
那麼台灣呢，在這個地圖上患了胃潰瘍的少年人，又在面對著什麼樣的問題與機會呢？
2003年，我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些解釋：
1987年的解嚴，一方面撤消了政治的禁忌，另一方面也開放了社會。過去單一化的信仰體系與價值觀，一下子多元發展，出版與閱讀的叢林，藩籬盡除。……出版者急於填空，把過去因為禁忌而無法談論的作者引介進來，不得一見的書籍予以出版；讀者則急於補課，迎接從來只能耳聞的作家，購買過去只能暗地影印的作品。……四十年所缺的書，出版者和讀者急於在十年之內就補回來，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沒法實現的。所以一方面不論就出版者或讀者都產生消化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可以預期未來短時間之內這種大量出版的趨勢，並不會稍緩，而大量新書出版之後不及被讀者所認知、體會、接受，就又大量退回的現象，也不會稍減。（《閱讀的狩獵》。網路與書出版）
對於這樣的情勢，我認為不能樂觀，因為這一切的發展是不可能攔阻或減緩的；不過，也不能悲觀，因為我們所碰到的問題中，其實包含著一個美麗的錯誤──我們想把知識和閱讀彌補回來的急切。對於這一份急切，我們所需要給自己的，是多一些包容，以及多一些時間。
為什麼時間這麼重要？
原因很簡單。我們要補出的書還太多太多，而我們整個社會（包括出版業者、通路業者、讀者）要在出書前後補充的背景知識卻遠遠不足。這就好像叢林裡一塊廣大的荒地要補種過去未曾得見的樹木、花卉，就算樹苗、種子都急急地準備齊全了，但是要有足夠懂得把這些植物種下去的人；就算有足夠種下去的人，也真的種下去了，也得花上足夠的時間等待這些植物茁壯。這和這塊荒地開始重新開墾的時候，種下一點點新奇植物就能產生的效應和反應是大不相同的。
談到這裡，我們就可以想到，今天我們面對的，不只是近十年的出版文化問題，也和我們對待書籍更長久的歷史與文化相關。換句話說，與我們社會整體書的歷史與文化相關。
接續已然隔斷的傳統
東亞四地，原先有共通的書的歷史與文化。甚至可以說正因為借由書的文化，這幾個地區擁有互通的歷史與底蘊，形成一個可以稱之為漢字文化圈的地區。
然而從進入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西方文化全面進入東亞，一方面造成漢字文化圈本身的解體，一方面也讓各個地區與其過去的歷史和文化產生隔裂。
書的文化，當然更是如此。
書的文化，有內容與軟體層面的，也有形式與硬體層面的。兩者相互影響，互成表裡。這種書的文化的最主要特徵，就是輕柔，尤其和西方的書的文化相對比的時候。
進入十九世紀中葉之後，隨著西方文化進入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領域，我們的書的文化，起碼在表現的形式上，也完全告別了過去一千多年的傳統。不談東亞的書的文化有多麼悠久的傳承，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書及使用的書，其實不過是才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歷史。
因此，東亞幾個地區能夠在現在的出版文化之外，並共同探討更久遠的一些書的文化，有很重要的意義。這些探討可以讓我們跟已經隔斷的、曾經延續那麼長的傳統，有一個搭接的機會。這不只是讓我們彼此透過一些參考性的座標，互相對照出一個更完整的地圖，也可以像津野海太郎所說的，重新搭建出一條漢字文化圈可以共有的「書之路」。（請參見日文版序）
還不只如此。
不只東亞的漢字文化圈，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世界，現在都站在一個書的文化要轉型的關口。書，因為以網路為主角的數位科技之出現，而站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關口。
我們像是面對一扇門。門後，有一個新的應許之地。但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怎麼開這扇門。過去，我們習慣開的是木製的門，不是拉的，就是推的。門上不是加了這種鎖，就是那種鎖。但現在我們面對的這一道新門卻完全不同──光滑平整，根本看不出門的要素，根本沒有可開的鎖。我們不知道該用聲紋，還是用瞳孔辨識，才能讓這扇門開啟。
東亞各地來共同思考書的文化時，不只在解答一些過去的問題，也在開啟一些未來的方向。
「書的新文化」，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能這樣展開思索，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很謝謝TransArt和《書與電腦》的嘗試。這些嘗試的本身，就匯入了我們想要觀察並使用的那幅地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