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是從個別的空間到公共空間，表面不同但底層卻共通，其中蘊藏無限可能。

源起：
《書與電腦》網站，從2000年5月開始針對「人類為什麼不看書了？」進行一百天討論，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日本的純文學以及古典、人文和社會科學等學術書籍的銷售情況，近年來銷量嚴重下跌，導致發行這一類書籍的專門出版社以及大學出版部，都陷入了嚴重的經營危機，而我們的「閱讀習慣」也經歷了很大的轉變。在這個一百天的論壇中，世界各國的出版專家共同就「閱讀習慣」這個題目展開了議論。（《書與電腦》編輯部）。

為什麼人類不看書了呢？
這次討論的題目提案人室謙二先生（《書與電腦》網站主編）提了兩個問題：
第一、這是否只是部分「消費主義」至上社會的局部現象？還是世界性的普遍現象？
第二、這是否是一個如果改變出版產業系統就能調整過來的暫時性現象，還是我們的文化正經歷著根本性地大轉變？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很有趣。
這兩個問題，喚起我重新檢視自己和閱讀一直以來的關係。
不知道這種比喻是否適合——在我腦海裡浮現了一個巨人的形象，他的姿態是腳陷入泥巴中，頭伸入雲霧裡——泥巴和雲霧使我們看不到巨人的腳和頭。

巨人的頭和腳——兩種閱讀體驗
1959年我十一歲正在唸小學六年級，當時我住在日本東北地區一個鄉下的小鎮。我是剛轉學過來的，非常孤獨。第一個問題把我帶回那個年代。
那一年是我到目前為止對閱讀最著迷的一年，每天都逗留在租書店，以一天十塊日幣的租金，拚命去借當時還默默無聞的白土三平、到Yoshiharu Tsuge（コァ義春）的漫畫。漫畫借完後，就改借一天一冊講談社的少年世界文學全集，有著快把租書店全部的書看完的氣勢。
我無法忘記當時全新風格的少年週刊《少年Sunday》（小學館）和《少年Magazine》（講談社）剛出版時，在鎮上最大的書店展示時的情景。那也是1959年那個春天的事情。
在那之前，還在唸小學四年級的我，是月刊《少年》（光文社）的讀者。每個月五號左右，為了想早一點買到，就在書店邊看好幾個小時的書，邊等著剛從東京運送過來、還散發著油墨味的新雜誌。
大概是翌年，或許再往後一點，電視帶著燦爛的光芒進駐我家，我立刻看了手塚治虫的《原子鐵金剛》，而且是免費的（那時的我無法了解某家企業所謂「免費贊助」我們看的意思是什麼）。
我對閱讀的熱愛，從那時開始就變得不一樣了。現在，我已年過四十，在從事書評的工作時，剛好回顧到兒時的事情。我發現，自己對閱讀的習慣起了變化，是因為電視走進我的生活圈裡。
以上是我的回憶，當時看書的經驗就好像是「巨人的腳陷入泥巴中」的狀態。
那麼我再來談談「頭伸入雲霧裡」的經驗。
過去幾年，我都專注在寫書。1996年，我去了國外生活一年，開始對日本媒體的狂亂步調起了反感。我決定推掉雜誌社的邀稿，以自己感到自在的步伐開始進行自己喜歡的，需時久一點的企畫。回到日本後，我就開始執行這個計畫，主要就日本戰後的「公共性」議題而閱讀與寫作。
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我太專注於工作了，因此在寫作上產生了變化。開始寫的兩本書，我收到了很多讀者的迴響，儘管有些是批評，但是之後，這種聲音變得越來越小了。加上這幾年一直趴睡在我案頭前的貓，前一陣子因病去世，我不得不重新檢視自己的工作。這幾年自己所做的「公共性」寫作，到底要再花上多長的時間才會獲得讀者的迴響？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人拚命地往前衝，回頭一看卻發現空無一人。這個公共圈裡，好像沒有什麼人。
貓死的打擊，讓我覺得自己好像行屍走肉，同時我對「公共文化圈」裡的語言越來越失望，也覺得不太能夠信賴。突然間，我有強烈想要體驗由別的語言所寫成的文章。
我翻開了一本法文譯來的葡萄牙詩人佩索亞（Fernando Pessoa）所寫的雜記，甚至開始喜歡看塔布其（Antonio Tabucchi）或是卡繆（Camus）那種虛構性強的作家小說。
這才讓我又有了新的想法：若要擴展我的世界，和媒體的合作關係必須保持在最少的狀態——譬如出一些印刷量只需三百冊左右的書。我應該為一些小量讀者的雜誌翻譯一些詩感的短文。我需要這類語言和自己的語言。
以上就是我個人，以及同年代的人之閱讀體驗，也就是巨人的頭伸入雲霧裡的部分。

在看書裡的超空間
室先生的問題觸動了我，因而我想描述自己閱讀經驗中兩種最極端的部分，不過我認為這不只是個人的閱讀經驗，也反映著我們這年代人集體的閱讀經驗。
在文章前面提到的出租書店閱讀和觀看電視的部分，反映了我現在閱讀習慣的源頭。
當時我最喜歡看的是少年月刊、租書店的漫畫、少年文學全集、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的《動物王國》、雜誌《孩子的科學》（誠文堂新光社）等。那時，對我來說不管看什麼書都是在閱讀，也就是說在閱讀方面沒有區分它們的體裁。閱讀是為了增進知識，還是為了它的趣味性，對當時的我來說是沒有分別的；《孩子的科學》裡混雜了蜘蛛網成型的觀察記錄、天體觀測、鐵路模型文章等等。我還會看佐藤Masahiro以黑社會為題材的漫畫，以及凱斯特納（Erich Kastner）的《少年神探》（Emil and the Detectives）。閱讀的理由都一樣，因為它們好看，而且我沒有其他更好打發時間的事情。
常常會聽到喜歡閱讀的人說：「嗯，對！好看就好了」。哲學是，思想是，小說也是，漫畫更是。要先覺得「好看」才是重要的。我們之所以會這麼說，主要繫於早期的閱讀經驗。我們不去區分閱讀是為了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原因——是基於對自己有益，為了使父母高興，為了成為「公共文化圈」的一部分，為了打發時間或是為了找尋樂趣……所以才要看書。閱讀沒有真、善、美的區別。這讓我感覺閱讀欲望的重要開端，就是集情報、知識、睿智、娛樂為一體的渾沌形象。
人類為什麼不看書了呢？
就如同許多人的觀察，因為閱讀的外在環境有著激烈的改變；至於內在原因，照我個人的淺見，是因為近年出版和書籍的文化力量急速變弱所致。
許多調查結果證明（包括年輕人在內）人們其實並沒有停止閱讀印刷文字——如果把漫畫、內容「無藥可救」的雜誌、情報雜誌、文字基礎的遊戲等等也算進去，那麼人們依然在閱讀。但是，如果光指那些「硬梆梆的書」時，那麼世界上許多地區的人的確是越來越不看書了。
如果真的需要這樣細分，我們不是跟早期的看書經驗的本質越來越偏離嗎？
看書的經驗「有趣」而且寶貴，是因為它是個與言語接觸的經驗，而且那裡內藏著個人和公共論述空間的所謂「超空間」，這是為什麼閱讀是一種充滿無限可能性的體驗。事實上，有時候我們無可避免地把書或閱讀區分成「好」或「壞」，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種「區分」行為是違反自然的閱讀經驗。假如真的需要「區分」時，也必須承認兩者之間存在著矛盾。
經過細分化，會產生一類有益但毫無趣味的書，也有一類看來可以打發時間，但看完不會留下任何印象的書。世界上充滿了這兩種書，也從很久以前就一直存在了。看書，會帶來力量，以及豐富的創造力，只是在外在的媒體環境多樣化和不斷擴張的情況下，這種力量變得越來越脆弱。
就像在這一次討論（註：2000年5月到9月《書與電腦》線上版進行的國際議論。在正文裡談及到的吉見俊哉、加藤敬事、Hubert Prolongeau等，也曾參與這一項議論。這些內容收錄在增刊《書與電腦》〈人類為什麼不看書了？〉內﹝TransArt、2000年﹞）中，吉見俊哉先生（東京大學教授）指出的，閱讀「嚴肅文學」的讀者人口跌幅如此之大，是由於我們的公共文化也正在衰退之故，無可否認這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觀點。不過，在這裡必須指出「閱讀經驗」的本質，除了考慮其公共性的面向之外，它同時亦擁有超越公共性圈域的特質。
加藤敬事先生（原「Misuzu書房」社長）也以他第一手觀察，說明他所感到的讀書人口的衰減。Hubert Prolongeau先生（記者）引述法國子夜出版社（Minuit）熱羅姆．蘭東先生（Jerome Lindon）的話，也表達了那些只願意出版傑出文學作品的小型出版社經營者的孤高。不過，我想起過去寺田透先生教我讀的畢托（Michel Butor）所寫的隨筆《關於小說》（Essais sur le Roman）中，一個希臘神話的故事。某位巨人不斷地被甩在大地上，然後就從大地吸收力量再度站起來。我們是不是要像那個巨人一樣，屢仆屢起，讓「好書從好的書，不斷地更新成為更好的書」呢？如果沒有這種努力，好書只會被壞書驅逐。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便會喪失可以改變未來的機會了。

重組閱讀的碎片
自我們閱讀第一本書開始，不管是第四世紀最初以本子形態出現的書籍，還是十五世紀印刷版的圖書——我覺得什麼樣的書、什麼樣的時候都是一樣，閱讀從來就是混合著學問、樂趣、睿智和情報，這才稱得上是閱讀的體驗。這就好比一個大瓶子碎了，分散成無數塊小碎片——為了要讓看書的體驗恢復過來，我們作為一個要生存下去的讀者，必須付出努力讓這個跌碎的瓶子恢復原貌。這是我們現時需要擔當的任務。我們需要有趣又刺激，同時能加強文化性公共圈的那種閱讀、寫作與書籍。如何才能重新創造出這種經驗的場域？我相信現時網路上的文本和影像所創造出的脈絡，可視為一種幫助，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是從「巨人的頭伸入雲霧裡」的讀書經驗所學習到的事情。
愛貓的死亡，讓我從近年的「工作中毒」中甦醒過來。醒過來之後，我發現我們以為所共有的公共文化，其實立足的根基很不牢靠，也不再能倚賴。許多所謂「嚴肅」書籍、「嚴肅」媒體，繼續以憲法、文化學習、戰後論等作為主題。可是，究竟我們可以從中獲得多少睿智和知識呢？在我的印象裡，其中的睿智大多變成資訊；而正義感、道德觀早已淪為膚淺的教條。更糟的是，沒有人察覺到這些現象。
愛貓死去後數天，我開始思考，目前日本社會裡的讀書人口到底分享著哪些公共文化？最核心的是幾本即使面對著整體的衰退，仍然各以數千冊的印刷量生存著的知性雜誌。我突然明白，我們必須徹底脫離這些雜誌的主張，不然我們就形成不了個別的聲音，以及像康德（Immanuel Kant）所說的那種超越民族和時代的公眾聲音。
目前我最感興趣的是，印刷量不要超過三百冊的書中所傳遞的聲音。這件事之可能，和傳播沒有局限的電腦文化有關，也和一個沒有紙張印刷限制的網路傳統系統有關。而這並不是巧合。因我自己之所以產生這種興趣，也是因為網路文化所致。我對三千冊印刷量的公共文化已經失去信心，認為這需要根本的改革。我這種看法，是來自於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也就是說，日本的公共文化（目前以三千冊印刷數量作為其象徵）若需要更新，只可以藉著兩個平行的文化：
一、一個無界限的、網路性公共文化（由超越國境的讀者支撐著）；二、一個集中性的、極小的公共文化（由不超過三百冊印刷數量支撐著）。
這種更新的力量，來自我們的四周，包括讀者，以及閱讀本身所帶來的自我更新的力量。
比方說，我目前正在寫韓國文學評論家白樂晴《朝鮮半島統一論》（註：〈以方法來說的「遲」〉，收錄在加藤典洋著作《我要把開在心裡面的大洞一點點地填起來》﹝Crain，2002年﹞）的評論。我在評論裡寫說：「比起日本其他文學評論家，我覺得自己跟白樂晴的連結更為親近。」
那到底為什麼人們不看「嚴肅」的書了呢？
對於室先生的兩個問題，我會這樣回答，那是先進國家的局部性現象，不過這個現象對全體人類都有影響。這是一個文化經歷根本性的改變後的產物，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克服它。人類過往亦曾經把文化危機扭轉成文化契機，因此，我們同樣亦能夠把分開人類和閱讀的割裂力量，轉化成閱讀的力量。
還有什麼可以阻礙我們這麼做的道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