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窩故我在

住宅的演變

幸福家庭破壞王

窩的移動

灶神在家的滋味

鄉關何處

住宅的演變

人與環境之間一直存在著一個頗富意義的關係，而住居即是該關係的呈現，人透過認同，尋找一種歸屬。

文•圖—徐明松

若以一個更寬廣、本質的角度來看住所（to dwell）這個詞，可看出人如何去完成他們生存在天地之間、由生到死的流浪之路。無論何處，流浪始終保有其居住的本質，只因我們立足於天地之間、生死之間、快樂與痛苦之間……。如果我們說這個多樣性存在於世界，那麼這個世界就是一棟有人居住的房子。然而這單一的房子，包括村莊與都市，都是建築作品，各自在其內部與四周集結成多樣狀態。建築群使大地成為一個接近人的居住地景，同時，在穹蒼的寬闊空間下，安置了親近的鄰里性住所。
——諾伯休茲〈住所的概念〉，1984

建築學者諾伯休茲（Christian Norberg- Schulz）以現象學的敘述寬廣地定義了住所的概念，當然這裡談的並不是住宅，而是「家」的廣義概念，這裡的家，指涉的是人類如何定居在這個世界上，如何定居在一個有場所感的土地上。人與環境之間一直存在著一個頗富意義的關係，而住居即是該關係的呈現，人透過認同，尋找一種歸屬，當人定居，發現自我，他的「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才被確定，藉由一種有認同感的形式而確定。建築其實就是此一住居行為產生的形式，其中又以住宅成為人類建築活動的主體。

從歷史的角度看，東西方住宅的演變各有其清楚的文化脈絡，但在工業革命以後，世界似乎以飛快的速度完成了住宅面貌的融合，雖然是西方人發明形式、引領潮流，但是東方人也不遑多讓，追趕於後。總之，十九世紀的住宅問題逐漸超越形式層面，而進入到都市層面，因為人口的集中使新的集居方式因應而生，各式各樣不同新類型住宅如高層公寓、連棟透天、獨棟別墅等陸續出現，其中涉及的是住宅建築與土地／自然的關係，但也牽涉一個極端複雜的空間權力關係，住宅不再只是單純的社會議題，也是政治與經濟的議題。如今加上資訊的傳播、技術的普同，讓原有各文化的自明性（identity）變得模糊難辨。儘管如此，從文化的層面來說（如果地球沒被那些嗜血的人類所毀滅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很樂觀地認為只要時間足夠，終究不同的文化還是會找到屬於適合自己的形式。

一切從遮風避雨開始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最早的住宅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此時的住宅充其量只不過是遮風避雨的窩棚，不論東西方都無甚大區別。大底上僅是分隔出一個屬於自己家庭的空間，再用泥土或蘆葦築起四周牆身，加上屋頂，便成住房。劉天華教授在他的《中西建築藝術比較》一書中的住宅比較提到：「西方考古學家在埃及西北方四十公里處，發現新石器時期的兩種早期住宅，一種以木材為牆基，上面用木構架和蘆葦編牆；另一種以卵石為牆基，上面用土坯建造。這兩種形式跟中國古代的穴居、巢居頗為相似」。瑞士東邊山區阿爾卑斯山麓上有許多以石造為基座，上半段則以木構造覆之的儲藏用小屋，就類似這種史前建築。林會承教授在他的《先秦時期中國居住建築》一書中也指出，「新時器時代早期住屋初成時，基本上是為了遮風避雨、防止蟲獸的侵擾，住屋的空間形式均簡單，這種求安全、生存，是營建的主要意義」。

顯然地，在住宅的史前史這一段，無論東西方都可辨認出住宅作為避難空間的意圖，形式簡單，室內空間還未做功能上的細膩區分，不過牆（無論是穴居的頂或築牆式的牆）確實是隔絕與保護的重要元素。隨後這簡單的穴居或半穴居功能也漸趨複雜，「在稍晚的半坡及少數的地穴居址的牆壁內或居住面下，發現了人頭骨……，它的確實成因尚不明瞭，但是很可能是築屋時原始宗教儀式用的牲品」。按林會承教授的敘述，我們可以察覺，相對於其他動物，人類似乎對死亡後的安葬開始感興趣，開始只是在居住空間周圍的死亡儀式，逐漸發展到集中安葬，也就是後來墓地、聖祠的出現，明顯看出人類群聚後對死亡現象的虔敬與恐懼。

從重防禦到追求身分表徵
西方居住空間經歷古希臘，到古羅馬時期，有較大的飛躍，城市中除了富裕階級的庭院式住宅外，還出現了滿足一般平民生活需要的多層公寓式住宅，而城郊則有富人休息消遣的別墅式住宅。譬如說我們在龐貝古城發現一種內聚型的「合院式」住宅，裡面有屋頂往內傾斜的廊道式內庭，名叫「阿特里安」（Atrium），可為正方形或長方形，中庭內有一方與天空開口等大的水池，在中庭軸線兩側，有門者為臥室，無門者，一為餐廳，一為廚房（房內供奉灶神）；面向中庭，與入口玄關相對的空間為「塔布里魯」（Tablinum），它是象徵權威的族長辦公室，另外住宅的沿街面為商店，可能出租，也可能自己經營，商店與住家有各自獨立的出入口，互不相通。當然這種住商合一的官邸式住宅，在征戰、混亂的中世紀全面式微，再加上天主教的經院哲學也不重視俗世生活，更別談商業活動，因此一直要到十五世紀，城市經濟活絡一段時間後，這類住宅在義大利許多城邦國家才重新恢復。之後在文藝復興及巴洛克建築我們看到該類型建築的精彩詮釋，從梅迪契家族的石砌官邸到帕拉底歐（Andrea Palladio）炫耀式的圓形別莊，住宅由著重防禦功能轉而追求表現，住宅愈來愈成為身分表徵的工具，逐漸脫離單純的需求功能。

對稱有序的中國院落式住宅
與西方住宅相比，中國古代住宅建築的風格比較統一。劉天華教授認為中原大部分地區，無論城鎮或鄉村，住宅大多採用木構架承重的單層坡頂房屋，房屋彼此相連，圍成獨特的起居院落。根據近年商代民居建築的考古挖掘，發現早在奴隸社會初期，依照南北軸線排列的院落式住宅已經存在，到了周朝初期，已經形成了四合院的住宅形式。在陜西發現的建築遺跡證明了在公元前十一世紀，中國已有前後兩進的四合院住房，大廳排列在院子中軸線上，兩廂是一連串的小房間，主次分明。牆以夯土築成，外部用石灰細砂及黃土混合抹面，屋頂局部採用蓋瓦，院子有陶製的排水管和卵石砌的下水道設施。春秋時期士大夫的住房更臻完善，中軸線上設有門與堂，大門兩側為門塾，門內為庭院，院內有測日影的碑，正上方為堂，是會見賓客、舉行儀典的地方，堂左右為廂，堂後有室，為休息之處。這樣的隔局，體現了中國社會內外、上下、賓主分明、先後有別的「禮制」思想，而門、堂分立，就成為中國建築的主要特色。門、堂之間藉著牆或輔助建築構成一個個的庭院，將封閉的露天空間變成廳堂等室內空間的有機延伸，方便生活起居。周代之後，門堂之制這個「禮」被納入儒家學說之中，對封建社會的建築藝術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這也是對稱有序的院落式住宅在中國沿用數千年的主要原因。

從平面形式來看，中國古代門堂分立的四合院似乎與古希臘、羅馬的圍柱式庭院住宅十分相似，但實際上設計理念卻有很大的差異。西方住宅的庭院主要是為了解決通風、採光問題，所以房間、餐廳、甚至作坊都圍繞院子而設；中國住宅是依據門堂分立構思，堂是房間的主體，門是一種標誌，是軸線上建築序列的起首，頭和體之間要有一個過渡，也可以是抽象的過渡。因此中國合院式住宅顯得較為儀式性，有種不可逾越的氛圍。不少早期四合院在門與堂之間只用牆垣圍閉，房間不敷使用時再在東西圍牆增建兩廂，說明了中國住宅的院子並非完全為了實用。另外，西方住宅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間，常常圍繞院子增建層樓，以增加使用面積；中國則為遵循門堂之禮，將所有住房都依序排列在中軸線上，這與西方住宅為了求取最大使用面積，向上發展成行列式的多層公寓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尋找新的居住語彙
十九世紀上半葉，住宅由於工業革命帶來的多項革新開始產生急遽變化，先是營建技術的改變，從承重牆到鋼筋混凝土，讓牆不再是隔絕外在世界的枷鎖，而是一個隨時可移除或由玻璃取而代之的介殼，頓時輕盈取代了厚重。無論中西，古典的平面類型由於營建技術與居住方式的改變而不得不改變，住宅內部也開始百科式地作了功能細分：客廳（living room）、餐廳、廚房、臥房、浴室與工作間（或工作陽台），甚而還有稍具私密性的起居室（sitting room）。像西方建築師柯比意就對住宅類型的現代化著力很深，譬如說如何工業化住宅，提供更經濟的住宅解決中低收入的社會問題，或者是如何在集合住宅內安置大自然及解決私密性。我們就以私密性為例說明，柯比意解決家庭內每一個成員的隱私空間的方法是：樓中樓與縱深平面（以馬賽公寓為例）。藉由樓中樓可以將動態（客廳、餐廳、廚房）與靜態空間（主臥與小孩房）分開，而縱深平面自然可以解決父母親與子女各自擁有獨立空間的需求。

而另外一位東方建築師安藤忠雄則努力在住宅空間中尋找東方感，譬如說他1976年完成的傳統街屋式的住吉長屋，引發出新的議題。相對於其前期的作品，看似相同的拉長矩形體，也是左右對稱，以橋廊封閉中庭並聯結前後，不過這回中庭是拿掉頂蓋的開放性天井（西方機能主義觀念，是進入室內就全部為遮蔽的室內空間），因此我們看到一種毫無表情的極簡語言，接近巨石結構（trilitico）的語法形式，或者可以解釋為神社前鳥居的隱喻抽象演化。住吉長屋的內部隱藏著不願退讓的偽善——中庭接收光線、風和水，享受片段自然的反機能主義姿態。幾近一種儀式行為，或許反機能主義還不足以說明，倒不如說是回到東方傳統的街屋經驗。傳統長條街屋空間的進落：切分均勻與內外不分，蘊涵著時間流動的效應，這在西方是不常見的空間經驗，因此安藤試著剝除先前其他住宅過多的語言干擾，重返傳統。因此住吉長屋是安藤忠雄結合東西方的嘗試，將來自當代西方「新傳統」的基礎做為他「新技術」操作的厚實架構，歷史傳統則以自然體驗的方式，逐漸滲入該架構的骨髓。

近幾年來台灣的都市發展我們看到住宅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宜蘭縣政府推出的宜蘭厝活動就是一種現代民居的努力，儘管活動最終只涉及了都市住宅類型中的微小部分。住宅是所有建築類型中最能表徵文化，也與人類生活最緊密，且影響人類至深的居住盒子。如果能為住宅形式找到出路，不僅改善了都市，也將改善可以識別的文化身分。

本文作者為銘傳大學建築系專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