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選-網路與書No15我窩故我在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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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關何處 只有在鄉愁與旅途之中,「家」才能展現最深刻的美好,故鄉也才能像一個隱形的錨,深深的維繫住遊子的思念 莽原、都城、邦國、塵寰 伊麗莎白•畢曉普〈旅行的問題〉 之一 兩個家鄉 我聽了也很訝異,但我的訝異在於發覺我們成長的環境如此不同。在我很小的時候,祖父就會半哄騙半嚴肅的要求我們背誦十七代祖先的名字,後來隨著年歲漸增而遺忘大半,但是要寫出曾祖乃至高祖的名字是絕無問題的。伴隨著十七代祖先而同時要記得的,是我們廣東家鄉的地址:「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興福鄉黃田社中心屋高崁下」,因為背的時候是用客家話,所以其實不太確定是哪些字,像是「黃田社」,我一直唸成「黃冰沙」,小時候一直覺得這很像一種砂糖的名字。 祖父是渡海來台的第三代,出生在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後的1897年,當時雖然已經算是日本統治時期,但他日後在家譜記下自己的生辰時,還是寫著「光緒丁酉年」。我常惋惜和祖父的緣分只有短短十幾年,而且是在最不懂事的時候,否則有些問題我真想好好的問他。比如說,我聽說他十幾歲的時候,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走遍苗栗山野,尋訪當年一起從廣東渡海來台的宗親;我也知道在皇民化時期,台灣人必須改成日本姓,他把我們的姓氏改成「福山」,因為徐姓的堂號是「東海堂」,所謂「福山」暗含了「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的意思,而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年,他立刻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漢生」,此後日文極佳的他,幾乎不曾說過一句日語。 如果現在祖父還活著,我就可以問他,為什麼當年他堅持要我們背誦廣東祖籍的地址?廣東原鄉和他誕生的台灣苗栗對他而言有什麼不同的意義?以當年兩岸的政治局勢,他應該認為我們和廣東原鄉的關係是不可能接續的,他為什麼還要我們記住這永遠不可能回去的原籍? 過了一年就是2004年,台灣要選總統了。選總統之前,我的媽媽、叔叔、嬸嬸不顧自己的高血壓,一定要在大太陽底下參加「228牽手護台灣運動」,這時我也很想問問經歷過幾次改朝換代的祖父,他是怎麼看這個事情的。我猜他對在台灣輪番上演的政治幻術應該了然於心,但他還是會微微頷首一笑,因為經過這麼多年生養於斯,台灣本來就是我們的家,他只是要我們勿忘所來罷了。 之二 移動的家 近幾年我有幾個不同的居所,每次說「回家」指的可能是不同的住處。常常在北京一覺醒來以為在台北,或在台北清晨寤寐當中,彷彿看到窗外在下雪。但是我心裡真正意識到的家,其實是小時候那個家。這些年家族成員時有變動,我返鄉之日也寥寥可數,但是在現實中早已物換星移的那個家,卻始終存在我心裡。 三年前我行走在京都知恩院前,突然聞到刨製木材的味道,讓我激動萬分。小時候住家附近有兩個「製材所」,所以我一直熟悉這樣的氣味,然而隨著「製材所」的搬遷,我幾乎再也沒有聞到這樣的味道,沒想到在他鄉異國,在京都這個與我小時候還殘餘日本風味的苗栗街道非常相似的地方,我又好像回到我心目中永恆的家。 多年來我一直記得這麼兩句詩:「浮生何處非羈旅,休問東吳萬里船。」我一直認為漂泊、流動、移徙是人生的常態,所謂的附著、落葉歸根,除非你真正能夠在心裡找到那種歸屬感,否則所謂的附著不過是形式上的「靜止」,不過是安於生活在熟悉的地方罷了。不過漸漸的,我開始覺察我之所以能夠這樣坦然的認為,
人生本來就是一個「處處無家處處家」的過程,是不是因為我沒有真正經歷過流離失所的痛苦?臺靜農在〈記波外翁〉一文中說,波外翁隻身在台,一年除夕他什麼都不吃,只飲高粱,在燈前他將家人的相片攤在桌上,對工友說:「這都是我的女兒,我也有家啊。」這樣的痛苦我畢竟是不曾懂得的。 之三 離鄉.返鄉 余秋雨曾說:「諸般人生況味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異鄉體驗和故鄉意識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和回歸意識的相輔相成。」他提到曾周遊世界的冰心,晚年最常夢見的回家場景,卻是她少女時期的那個家,彷彿「一個走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圈子終於回到了原地」,余秋雨說:「冰心老人的這些回家夢是否從根本上否定了她一生的漂泊旅程呢?」他認為正好相反,如果冰心始終沒有離開早年那個家,現在這些夢也失去意義了。而在《歐洲書簡》中的〈葡萄牙書簡〉,作者也提到一個為葡萄牙文學定調的詞彙「Saudade」,它可以簡單的譯成「思鄉病」,但是葡萄牙人認為這個字其實是很難翻譯的,因為它既是惆悵得令人頹喪,又是心中的一部英雄史詩,就像《奧德賽》一樣,既是生離死別,又要落葉歸根,回歸故土。這是一個一心想要遠行的人才能得其三昧的懷鄉曲。 一旦流浪或流亡的生命基調已經形成,「家」也成為一個虛擬的實體,從過去的時間與空間中拔除,而只存在於流浪者的心裡,你不能問他:「你為什麼不回家?」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無知》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描述了流亡者返回家鄉之後的格格不入,他藉著尤利西斯這位最偉大的返鄉者,而想像出另外一種回家之後的情境:「二十年裡,尤利西斯一心想著回故鄉。可一回到家,在驚詫中他突然明白,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精華、重心、財富其實並不在伊塔克,而是存在於他二十年的漂泊之中。」但是返鄉者已經回到家鄉,他不得不和一群他不了解的人生活在一起,而這些人一直跟他說著家鄉的種種,卻從不要他講講自己漂泊的歷程。 甚至,流亡者在失去故土的同時也遺落了家的意義,從此再也找不到一個家的感覺。薩依德在回憶錄《鄉關何處》開筆便表明,這本書「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而在重現這個失去世界的末尾,薩依德猜想並且確信父親不惜花費把他們兄妹送到美國,是考慮「我作為一個男人的唯一希望其實就是和我的家庭一刀兩斷……。如今,『正確』與適得其所,似乎都不重要,甚至不值得嚮往了。最好是漫跡各處,不要擁有房子,在哪裡都不要有太多『家』的感覺,特別是在紐約,這個我會住到死的城市。」 之四生活在他方 而更早幾年,在胡晴舫的《旅人》裡,她就生動的描繪一個掌控世界經濟的新民族「達弗斯人」(Davos)。她指出,這個名稱來自每年一度在瑞士達弗斯市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來自世界數十個國家的銀行家、投資者、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媒體,定期齊聚一堂,討論及規畫全球經濟局勢。這些人跨國界的延伸出一個金融社區,而達弗斯人正是這個社區的子民。 這些達弗斯人擘畫了全球化的經濟藍圖,形成一個消除國與國疆界的生活方式。他們可能今天在紐約開會,後天在東京簽約,到了假期則隱身在蘇格蘭的湖區健行,他們的護照永遠密密麻麻,所謂的千門萬戶對他們來說不是形容一個人煙茂密的城市,而是不斷穿梭的機場。 對於這些永遠在路上的人,也許我們也別自以為是的慰問他們離家的寂寞,因為不斷的移動才是他們生活的意義。現代人的「家」,已經不再局限於一個固定的圓心,而是延伸在移動的每一個點,用電話、網路連結出一個家的完整。相對於中國詩詞中充滿的離愁別緒,也許我們會訝異現代人是多麼興奮、樂觀的去期待一種遠離家鄉的生活。也許是「家」的作用早已崩解,也許是因為離家並不困難,也或許能讓我們身心安穩的「家」,已經被一種固定的生活方式取代。全球化不但讓一些人注定要變成「漂泊的荷蘭人」,同時還複製了許多一模一樣的城市,只要有熟悉的星巴克,異鄉也不過就像另一個街區的角落。 而我卻始終認為,人生如逆旅,人注定是要離開家的。現代人可以快速的移動,正是讓我們清楚的知道,生命的本質中就是如此,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事情,不管是不是達弗斯人都難逃這樣的宿命。近年來,每在香港機場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走入不同的登機門,好像穿過一道道生命的門簾,這個時候我就會依稀想起這麼幾句話:「是諸眾等,久遠劫來,流浪生死,六道輪迴,暫無休息。」不過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和同樣是遠離家鄉的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樣在生命的旅途中想著: 如此幸福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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