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和近代中國

郝明義

我們對這場傳染病的最新了解起自於……當香港遭襲，從而接受細密的觀察。……香港的傳染源在廣東是幾乎不必懷疑的，廣東早在幾個月前就爆發過猛烈的疫情……而廣東又是被最早據信是起自於雲南的一波傳染高峰所波及。……（感染案例的）報告很少……中國人對疫情採取隱瞞政策……隱瞞感染案例比隱瞞死亡案例來得容易很多。……接下來……台灣也遭到傳染，疫情十分嚴重……

以上這段文字，並不是2003年有關SARS疫情的什麼新聞報導或分析，而是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書》，就1894年爆發於香港，起自於中國大陸的一波鼠疫的紀錄。和大英百科全書的說法相呼應，中國人自己也有紀錄：「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流行於世界。」（《中國醫學史》。陳邦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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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這場瘟疫並不是獨立的，如《大英百科全書》所言，是更早「起自於雲南的一波傳染高峰所波及」，時間大約在清朝咸豐之末、同治之初。那段時間正是清朝忙於平定太平天國而疲於奔命之際，戰亂死人無算，民間瘟疫之事，難以成為重點，因此正史裡所言不多。《清史稿》的＜本紀＞裡，固然看不到什麼紀錄，在＜災異志＞之下，咸豐年間前後十一年，也只能看到以下的文字：「五年（公元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黃縣大疫。」接下來同治年間，也只記到「十一年（公元1872年）夏，新城大疫，武昌縣大疫。」整個清朝的瘟疫紀錄就到此為止，之後就付諸闕如。何況，各年之下光靠「疫」、「大疫」的文字記載，實在看不出端倪。不過，清末俞樾的《曲園筆記》，則有一段敘述，把起自於雲南的這場瘟疫的情況說得很清楚：

「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後來，美國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則在《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一書裡續言：「1855年（咸豐五年），雲南發生軍事叛變。於是中國軍隊越過薩爾溫江，去平息叛變，由於不明白鼠疫的風險，途中染上這種病，並把它帶回江河對岸，進入中國境內其地地區。…….直到1894年，這種病傳到廣州和香港，引起當地歐洲居民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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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plague），也就是黑死病，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波跨洲際的傳染高峰：第一波在公元第六世紀，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 542 – 543），嚴重時候，君士坦丁堡地區每天就要死一萬人；第二波在公元第十四世紀，1346年，蒙古軍隊圍攻克里米亞地區的卡法，爆發了一場疫病，然後傳進了歐洲。在接下來的六年時間裡，歐洲死了二千四百萬人，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然後第三波高峰，就是上述那一段文字所描繪的，始自於十九世紀後期的中國，持續到二十世紀初。

進入二十世紀，鼠疫這種傳染病，在1910到11年間，又在中國爆發了一遍。只不過這次的爆發點在東北。

「這種病……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伍連德自傳》）而後來居民開始向東南方逃避，沿著滿州的鐵路紛紛在各站下車，因此把疫病散播開來。結果，這次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有六萬餘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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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慘烈的傳染病，有時會產生些意想不到的影響。正如1850年代另一場傳染病霍亂之肆虐，引發以倫敦為首的西方世界開始現代的都市衛生系統建設，這兩場發生於中國的鼠疫，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西方因鼠疫而受害千年以上的時間，一直苦無解答。1894年鼠疫在香港一開始為人注意，「國際研究小組紛紛前往事發地點，並且在他們抵達香港數週內，一名日本細菌學家和一名法國細菌學家，分別獨自發現鼠疫桿菌。接下來的十年，一系列國際任務小組的研究，……終於確定了鼠疫桿菌如何藉由跳蚤由嚙齒動物傳給人類的大部份細節。」最後，「現代醫學達成了新的行事規則，並且動用全球性的政治架構──國際檢疫規則，來迫使大家順從新規定。」(《瘟疫與人》．麥克尼爾)

麥克尼爾提到的那個日本人是北里柴三郎，法國人則是耶爾贊（Alexandre Yersin），後來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就是以耶爾贊為名。不過麥克尼爾沒有提到一個中國人物，伍連德。當1910 – 1911年那場鼠疫在滿州爆發時，留學歐洲，剛回中國不久的南洋華僑伍連德擔負起抗疫重任。他不但執法如山地隔離病人，凡是傳染地區的火車一律不許通行，並且在中國首開風氣，將感染者的屍首予以火葬，杜絕細菌的可能擴散，結果不到四個月工夫就把這場瘟疫消弭於無形。更重要的是，伍連德在這次防疫中提出了注意飛沫傳染的重要。（1894年的香港案例研究，只確認了鼠疫藉由跳蚤傳染的途徑。）也因為伍連德的成績，清朝政府在1911年4月在奉天舉行了一次國際性的防疫會議，共有十二個國家的專家參加，包括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在內。這次會議達成幾件大事：確定呼吸傳染的可能；強調口罩以及護目鏡的重要。而鼠疫後來會有「腺鼠疫」（bubonic plague, 由跳蚤傳染而導致淋巴腺的問題）和「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 由飛沫傳染而導致肺的問題）之分，應該也是從此而有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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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德 (1879 - 1960) 　　出生於馬來亞檳榔嶼，父親是來自廣東的移民。十七歲的時候，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其後再歷經歐陸幾所重要醫院、研究所(包括巴斯德學院)的實習。1903年，伍連德學成返回原馬來亞，先在吉隆玻從事熱帶病研究，後來在檳榔嶼開設私人診所。1907年，應清政府袁世凱之邀，回中國擔任袁世凱一手創辦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相當於副校長職）。 　　1910年12月　東北爆發鼠疫，清政府任命伍連德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到哈爾濱進行抗疫，四個月有成。次年4月，萬國鼠疫研究會議在奉天（今天瀋陽）召開，出席者包括日本著名的細菌學者北里柴三郎，伍連德擔任會議主席。 　　伍連德在天津陸軍軍醫學堂的時候，就深感建立一座現代醫院，方便學生實習之需要，但一再以中國士兵不喜歡用西式療法的理由而被駁回。到萬國鼠疫研究會議之後，伍連德的理想才有機會得以實現，在中國創建了幾所醫院，其中包括哈爾濱醫院、瀋陽的東北陸軍醫院、北京中央醫院等。 　　伍連德除曾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名譽醫學博士學位，並擔任蘇聯科學院名譽院士及蘇聯微生物學會外國會員之外，1927年還受聘為國際聯盟衛生處中國委員，並被授予「鼠疫專家」稱號。 　　1930年，中國頒布全國檢疫條例，伍連德到上海擔任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兼任上海海港檢疫所所長，次年並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出席國際聯盟衛生會議。1937年，日軍侵入上海，伍連德舉家重返馬來亞，定居怡保市，開設私人診所。1960年，病逝於老家檳榔嶼。 　　伍連德的醫學論文甚多，並有一本以英文寫作的自傳：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這本自傳有節譯的中文版本，南洋公會出版。從他在書名裡強調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認知與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