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徙之戰

張大春

坦白說：我祇知道《埤雅》的作者陸佃是北宋時代的人，可以稱之為一位博物的儒學家。但是關於《埤雅》這本書，我從來祇是在別本書的引用中偶而得見，其餘一概不知。

從引文可見：陸佃對於「蓬」的飄盪無常，賦予了非常人文的意義。大體而言，就是應該居於低階、末流、下位的人，倘若一旦比高層、主管、上司來得高明，所謂「末大於本」，一旦遇到了外力催動，就很容易「轉徙無常」──也就是居無定所地到處漂泊；而且，這些身居下僚的人還經常會在遭到貶謫的他鄉異地、或者羈旅道途之間意外地相逢，所以「蓬」這個字就用了「逢」這個字做字根。

這個其實很難從文字學上找到根據的說解當然不會是「蓬」字造字的原始。那麼，很可能就是陸佃這個人透過了個人的體會而發明了「蓬」字的意義。

為了瞭解甚麼樣的人會如此發明一個字的意義，我不得不一頁一頁去翻《宋史》，最後終於找著了陸佃的傳，在藝文版《宋史》第五冊，卷三百四十三，列傳之第一百零二。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家居貧困，苦學出身。有「夜無燈，映月光讀書」的傳聞。此外，他訪求名師指點學問也相當積極，所謂「躡屩從師，不遠千里」。曾經到過金陵，受經學於王安石。
宋神宗熙寧三年（一○七一），陸佃應舉入京。正逢王安石當國，接見了他，劈頭就問：對新政實施的成果有甚麼看法？陸佃說：「法不是不好，但推行起來不能盡如立法的本意；說來還是擾民的效果居多──像青苗法，就是很實際的例子。」文聽得這樣直接的批判，王安石嚇了一跳，問道：「豈至於如此？這一部新法，我與呂惠卿研究得很仔細，也訪問了外間不少的議論。」

陸佃接著說：「您喜歡聽正面、積極的話，這的確難得；可是外間頗以為這也就表示您經不起批評了。」王安石笑著說：「我哪裡是經不起批評的人？可亂七八糟的謬論是不少，的確也沒甚麼好聽的。」陸佃立刻道：「這就無怪乎人家說您經不起批評了！」

在這裡就要先岔出去說一說青苗法了。我小時候讀歷史課本，遇上難以簡單斷定是非對錯的時候，就會向家父求教，總之是他老人家說了算。我還記得有一次問他：宋朝新舊黨爭，王安石和司馬光倆人，誰對？家父說：「你祇要不向王安石借錢，他還算不錯的。」

青苗法的內涵大致是如此：宋朝各地方（以『路』為單位）上，設有常平倉、廣惠倉，專司收積地方錢糧。在春夏兩季、青黃不接的時候，兩倉可以出貸給農民；春貸夏收，夏貸秋收；每一期，政府收取兩分利息。利息不算高，但是執行過程中仍免不了地方官吏層層盤剝的弊端，所以名曰低利便民，實為官庫聚斂。結果國家整體財稅收入增加，老百姓的日子卻越過越苦。

家父當年還教我背誦了一首據說是熙寧年間、題寫在大相國寺牆上的〈貧女詩〉，可以為青苗法的政績作註腳：

「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遠／驚心寇盜來攻剽」

據家父說：這首詩得用蘇東坡的話來解，才說得通。

蘇東坡是這樣解的：「終歲」，也就是「歲終」，即十二月之意，「十二月」三字合起來，就是個「青」字。「荒蕪」，意謂田裡長了草──「田」上出「草」，就是個「苗」字。「湖浦焦」，當然就是該有水的地方沒了水，「水」「去」二字一合，成了「法」字。「女」字帶個斗笠，看起來簡直就是個「安」字。「柘」字落去了「木」偏旁，自然剩下「石」字。「阿儂」是吳地方言，「吳」、「言」再一合，成了個「誤」字。「去家」便是「國」、「京洛」也是「國」的代稱。而「寇盜」則是「賊民」之意。將這首詩拆解之後所得之字再一組，形成的句子恰恰是「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

不過家父對這首拆字謎另有但書：「詩是遭透了的詩！蘇東坡不會看不出來，可他不說這詩如何之壞，可見也是黨性堅強。」

但是王安石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到了陸佃請見王安石的第二天，王安石還是把他召了去，告訴他：「還是呂惠卿說得好，他說：『就算是民間私家討債還債，也還得在本金之外，添個一隻雞、半頭豬的。』至於你所言者，我已經派遣李承之前往淮南去視察了。青苗法究竟於民之害何如，總得探知一個實情才是。」等到李承之回到京師，畢竟還是隱瞞了一般老百姓對新法的不滿，陸佃的政見從此就沒了出路。

《宋史》本傳上說到王安石始終未能大用這個門生，就是因為在推行新法上，陸佃似乎並不支持這位老師。也就因為這個緣故，陸佃的官運不算好，也背上了舊黨一路的烙印。他曾經當過蔡州推官，也選為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但是：「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

從一生行事的後半截來看，陸佃更是一個有意思的人。哲宗立，變更先朝法度，把王安石的黨羽翦除泰半，一般朝中士大夫依違轉圜，見風使舵的自然不少。王安石死後，倒是陸佃率領諸生供佛，哭而祭之，當時有識之士便嘉許他這個人不趨炎附勢。

還有另一樁差使，更足以見其為人。又過了幾年，陸佃升任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不時地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為了替王安石辨誣，有些功過之論，也不免為之晦隱。有時，身為舊黨的黃庭堅不覺氣得大罵：「如果儘依你這麼寫的話，這部《實錄》其實就是一部『佞使』了！」陸佃卻說：「如果都依照您的意思寫，這部《實錄》豈非成了『謗書』了嗎？」在舊黨黨人眼中，這個陸佃從前不肯阿附王安石的經歷一點兒也不值得尊敬，因為它如今也太不會尊敬王安石的政敵了。

對於個別政策上的堅持，並沒有影響陸佃修史的態度。《神宗實錄》完成，他升任了禮部尚書。但是，基於長遠的黨爭所導致的派系傾軋非但沒有因為《實錄》之寫成而終結；更深一層的、關於歷史定位的擾攘才剛剛揭開序幕。在陸佃的本傳中就曾經提到，鄭雍、韓川、朱光廷等至少三人，都上奏議論這一部《實錄》，評語之激切者，甚至說他「穿鑿附會」，這使陸佃的遭際有了明顯的改變──先是奉朝命改敘「龍圖閣待制」，這就是貶秩了。接下來是一再地外放；先赴穎州幹知州，在當地為歐陽修建了祠宇。後來又放徙鄧州。未幾，再放知江寧府。陸佃人剛剛到江寧，就去王安石的墳前致祭。在這裡，又碰上了一樁案子。

江寧東南邊有個句容縣，縣裡某人盜嫂害兄，另外供出三個不相干的人同謀。那三個給攀誣入罪，到案之後屈打成招，一體收監服刑。其中一個囚犯的父親亟力呼冤，到處申訴，地方上通判以下的官兒所作的斷詞不外是：「如此呼冤不過是怕死而已；案子已經定讞了，不可以更審改判。」

但是到了陸佃手裡，還是重新開啟案卷，詳為審理，最後查無具體罪證，把另外那三個人都放了。這樣一個踏實理事的官兒，到了宋哲宗紹聖初年，又因為《實錄》治罪，落了職，從江寧改知秦州，再改知海州，復「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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